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”

　　一名16岁的河南男孩，高烧不退，在郑州的一家医院用抗菌药、激素治疗四个月后，症状不见好转，父母把他带到北京的一家医院住院，被诊断为变态反应性疾病，但用药两个月后，还是无法退烧，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。这种情况让男孩的父母焦急万分，母亲就到其他医院去找大夫、碰运气。这天，她找到了周乐年，希望他能为孩子想想办法。周乐年告诉她，住在其他医院的病人，在没有接受会诊邀请的情况下是不能开方的，但在她的再三恳求下，周乐年根据描述，开了“补中益气汤”，服一剂药后男孩的精神有所好转，三天后高烧奇迹般地退了。

　　在一般中医的眼里，高烧的病人使用“补中益气汤”不是火上浇油吗？但周乐年认为，这个男孩虽然高烧，但整个人却是极度气虚的表现，气虚本身就可引起发热，因此用补中益气的法则是对路的。

　　周乐年在用药时之所以有这样的自信，是因为他对中医药学吃得透，而吃得透则来自于他的勤奋和对中医的痴迷。周乐年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，“戏剧界有个说法叫‘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’，当医生也同样如此。在面对病人的几分钟时间里所用到的东西，可能需要你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积累，这个积累来自对经典的学习，来自对别人经验的借鉴，也来自自己的实践，以及对中医的热爱。”

　　1963年周乐年考入北京中医学院（现名北京中医药大学），毕业后响应号召到兰州的一家医院工作。在那里他一边重读《伤寒论》等经典，用中医中药为患者治疗，一边向医院里的西医生学习西医。他曾经用中药救治过许多病人，比如危重的急性腹膜炎病人、患鹅口疮的小儿等等，而且往往是两三服药就见效，因此在那个时候人们就把“周三服”的名号送给了他。

　　1980年，已是一方名医的周乐年又考取了中国中医研究院（现名中国中医科学院）的硕士研究生，在三年的学习时间里，他一有时间就泡在图书馆，把该院图书馆里所有的线装书和有名的古书都看遍了。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去和人聊天，他给人不爱说话的印象。在接受采访时，已经60多岁的周乐年，在说到《伤寒论》中的某个证时，还能大段地背出。也许正是这样熟悉的记忆，加上日日的琢磨，才让他那样游刃有余吧！

　　“不可作麻秆型人才”

　　不久前的一天，一位患者因舌头麻木来看周乐年的门诊，此前他已辗转多家医院求治，或被诊断为味蕾发炎，或未得到确切诊断，治疗也没有效果。周乐年问诊后，认为患者舌头麻木是末梢神经炎的一种表现，可能是由糖尿病引起的，但患者又说自己没有糖尿病。周乐年先让其做一个快速尿糖检测，结果尿糖4个+号，尿酮体3个+号，随后又测血糖，已到13毫摩尔/升，患者这时候才明白原来自己已患糖尿病，而且已出现了并发症。

　　如果周乐年没有丰富的西医学知识，上面的这位病人可能依然不能发现自己是个糖尿病患者，病情可能会进一步发展。虽然是中医名家，但周乐年并不把自己封闭在中医里，对于现代医学知识他同样如饥似渴地汲取。他常说，不懂现代医学的中医在如今的社会里寸步难行，在诊断、手术、急救上西医都有明显的优势。他给自己和学生定的标准是，西医知识水平不能低于同级别的西医医师。

　　周乐年认为，作为临床医生，切忌成为“麻秆型”人才，而应成为“金字塔型”人才。所谓“麻秆型”人才就是对其他科疾病不甚了解，只熟悉本科的东西，在面对病人时习惯性地从本科疾病出发，没有发散式思维。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误诊。新的临床医生进入医院后的转科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，但转科的时间较短，固定科室以后，对其他科室疾病的最新知识仍要给予关注。而“金字塔型”人才则是在各科基础都打牢的情况下，专于某一科疾病。鉴于中医与哲学、文学的关系，周乐年认为要做“金字塔型”中医人才，除了要大量地读中医经典，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，要有西医知识外，还要有大专水平的哲学知识和文学水平。

　　不仅提倡做“金字塔型”人才，周乐年还提醒中青年中医师要做创新型人才，对中医药进行发扬。提到创新时，周乐年强调首先要有继承。他不无忧虑地说：“其实目前中医不但创新不够，传承也不够。”现在许多学习中医的人，不愿意静下心来读经典，或认为经典是过时的东西。实际上，像《伤寒论》《温病条辨》等经典著作都是历代医家实践和理论的结晶，在目前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。还有些人妄自菲薄，自己就先看不起中医了。实际上中医在很多疾病的治疗上都有很好的疗效，比如感染性疾病、免疫性疾病等等。如果根本不具备中医的基础知识，要去发扬和创新实在太难。

　　可以说，无论是从个人的发展，还是立足中医的发展，周乐年都坚持着“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”这样一种哲理，这个哲理应该也是值得其他医生尤其是中青年中医思考的。